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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淮河流域文化的形成、演变与省思
 日期:2014-09-23 17:52:11   阅读:  

  陈立柱

  安徽淮河流域,包括今天的阜阳、亳州、淮北、宿州、淮南、蚌埠以及六安、滁州、合肥的一部分,淮河中游的大部分地区。淮河流域的早期居民称为“淮夷”,主要生活于淮河各支流与湖泽之滨的台地岗阜上,以后融入华夏,成为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安徽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在这里形成、演变和发展。

  一、安徽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发展的三个时期

  1、文化孕育与形成期——先秦时期。安徽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居民留下了石山子(在濉溪)、小山口(在宿州)、侯家寨(在定远)、双墩(在蚌埠)等文化遗存,时间在六七千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期,这里的文化不仅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中原的仰韶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苏浙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等也都向这里辐射,形成四方文化风云际会的形势。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的势力开始深入这里,主要是分封一些小的方国,如六(在六安)、英(在金寨)、陈(亳州等地属之)、宋(淮北、宿州等)、胡(阜阳)等。西周的一件铜器铭文讲到淮夷“二十六邦”,说明有很多支系,仅是江淮之间的“群舒”就有十数支。这样就出现了西部中原王朝(华夏)文化和东方夷族文化在淮河流域涤荡交会的局面。一般说来,早期中国西部族群强武进取,而东方夷人则平和性仁(所谓“夷俗仁”),中国文化大体就是在这样两种不同文化的交合融会中孕育的。到了春秋时期,进入淮河流域的国族与文化就更多了,东北的齐鲁文化、西南的荆楚文化、西部的中原文化、北方的三晋文化、东南的吴越文化等先后扩张进入淮河中游地区,在这里接触、汇合与碰撞,并产生思想的火花。到了春秋后期,安徽淮河地域出现了以老子、墨子、庄子、宋钘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创发性人物,就是孔子也在安徽的淮河流域经常走动,甚至一住多年。这些思想巨人多出生在弱小国家,弱国居大国间,静观风云变幻,形成了自觉的反省意识与融会贯通的思想品格,从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成就了文化上的繁荣昌盛。

  起源意味着本质。淮上智者(包括淮泗的孔孟等)的思想阐发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也对本地区后来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大略言之可有三方面:一是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道家一向提倡不为物累,绝仁弃智,恢复自然本性。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形成淮河人安贫乐道、崇尚自在与替天行道的观念。这种思想观念对于谨厚君子品格的塑造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不利于其发展实用知识与追求富强自足也是很明显的。二是本性自然生活的追求造成“性情中人”的特质,使这里的人们“艺术”气质特为浓厚,古代以来形成“游睢、涣(即今濉水、浍水)者学藻绘之功”的传统,但另一方面又常常表现为理性意识不足、法制观念淡薄,以致于宋代这里经常成为“重法”整治区。三是不屈强御、勇敢反抗的精神与墨家“巨子”结社的风气,影响这里的人们“行则带刀剑,结死党为侠游”,民风剽悍,勇于争斗,敢为人先,历史上农民起义、盗匪、反叛等非常突出,“自古淮上多豪杰”可谓是这方面最简明的概括。

  2、文化发展繁盛期——汉唐至北宋时期。因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一时期淮河流域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唐后期甚至成为国家经济支柱,所谓“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经济大发展带来文化的大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巨人,构成中古中国文化灿烂辉煌的篇章。例如:一是道学在汉代续有发展,黄老学说成为西汉前期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道家又一集大成的作品《淮南子》。二是出现了不少世家大族,如龙亢与铚县的两支桓氏、庐江何氏、谯郡曹氏与夏侯氏、相县的刘氏与陈氏、寿州吕氏等等,这些大族不仅在政治上颇有作为,文化上也各有成就,培育了许多文人干才,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宝,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堡垒。三是造就出了曹操这样文才治功集于一身、卓绝古今的奇才,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方面大有作为、文学上也能开创新局面引领一个时代的大才,曹操而外迄未之见。四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化人才群体,如汝颍奇士、谯沛俊彦、竹林群贤、建安文学等,多贯籍于这一地区。

  3、文化衰落变异期——南宋至民国时期。 1125年金人南下灭宋,赵构在江南建立新政权,史称南宋。金亡后蒙古人与南宋继续战争,元朝末年、明末清初与民国时期,淮河流域战争不断、动乱不止。与此同时,黄河开始经常南泛,尤其是1194年黄河决口,河水南下灌注于淮河以北诸支流,形成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淹没大片的土地庄稼与城乡聚落,造成淮域人民年年“跑水反”。兵连祸结与干旱洪涝等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淮河流域,社会与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停止甚至倒退,人民食不果腹,生活穷极无聊。文教事业不能正常开展,“方是时(南宋),淮以北举不知有全书”。尚武之风盛行,老百姓宁愿带刀护身,不愿买犊生产,渐渐形成了所谓的“贫困文化”,如知足常乐、安贫乐道、听天由命、重义轻利、得过且过、好逸恶劳、好吃懒做、轻死易斗等心理意识。以凤阳花鼓为代表的“淮风”或“五花艺术”(即凤阳花鼓、长淮花鼓、中都花落、怀远花鼓、城西花棍),是灾害之年淮河人奔走四方而作的乞讨之歌,本质上是苦难艺术、乞丐艺术。

  二、对安徽淮河流域历史文化与影响的省思

  不同时代人们对于生存与发展的认识有异,这就形成各个时代的内在追求与精神趋向的差别。历史环境若适合其内在精神的抒发畅达,则其文化创造就表现为生机盎然、蓬勃向上;相反,当历史环境与其内在追求不谐,社会发展与文化创造就衰微败落。以此,我们把淮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发展又分为两大阶段,即南宋以前的繁荣昌盛时期和以后的衰微败落时期。前期文化的内在精神可以用“内观”与“自省”来形容。 “仁义者自完之道,非进取之术也”,所以讲道义、重省察的文化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其时社会发展水平都不高,人们更愿意把精神的满足与内在的充实作为主要追求,因而出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和对“安贫乐道”的颂扬,人性、道义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主旋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历史环境是适宜于这种精神的抒发畅达的,因而文化上表现出了繁盛的特点。宋以后社会开始注重事功与财富,“外游”与“进取”成为这个时代的追求与发展方向。然而,淮河流域此后却进入了黄河不断南犯的时期,“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加上战争持续不断,都不利于“进取”精神的展开,因而文化上也就没有特别的建树,反而形成“贫困文化”这样不利的人文环境。 《列子·仲尼》说:“内观者取足于身,游之至也;外游者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 ”这是列子教人内观自省、不要妄求身外之物,正可以说明两个时代的精神追求。早期社会内观自省,人们向内追求用功夫,外部环境与之协和,因而“游之至也”,文化上表现出了繁荣的景象。宋以后“求备于物”,而外在环境不利于它的展开,因而“游之不至也”,再也没有出现老庄那样“以道观之”的思想巨人。历史的步伐又走到了一个新的驿站,这就是“求备于物”的时期。物之不济,文化发展没有社会经济基础,衰败就难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60年来的不断治理,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逐渐减少,尤其是近30年除了淮河主干道有时有洪峰激流的险情,其他地区的洪涝灾害基本排除,至于战争动乱更是彻底不见了。但是,淮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与其他地区一样快速行进,包括经济较发达的江苏、山东的淮河流域,也都是该省区经济发展最为缓慢的地方。不少人从经济、政策等层面找原因,提出了大量的对策,这些当然是必要的,但局限于此又是不够的。我们认为,相关的研究并没有找准淮河流域发展缓慢的根源,一些研究甚至回避了问题。如上面说的“贫困文化”因素的长期存在,导致淮北地区频频出现人文与社会方面的问题,不利于投资的开展与扩大。这些都不是依靠经济政策在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深刻分析其人文与社会环境造成的历史文化因素,根据其自身的情况调整发展对策与方向。

  我们想指出的是,淮河流域发展缓慢,历史上形成的“贫困文化”因素在其中的影响是重要的、深层次的,值得认真关注。作为人文环境,贫困文化的存在不利于现代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影响了人们发家致富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从而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上表现出了缓慢的态势,讲到底这些都是历史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文化如水,润人无声。充分重视历史文化因素对淮河流域人文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或者可以为本地区进一步发展找到新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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