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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逍遥精神的现代启示》
 日期:2015-06-08 10:25:20   阅读:  
余秉颐
 

        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地得到改善和提高。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人类的精神生活却出现了诸多问题。除了道德层面的问题(例如诚信缺失、公德沦丧、拜金主义)之外,还有心理层面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精神焦虑状态在人群中的大量存在。所谓焦虑,简单地说,就是忧思不安、精神烦躁。目前在我国从事不同职业、处于不同社会层次的群体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精神焦虑的现象。在生活和工作中,一些人总是感到精神紧张,一些人总是成天忧心忡忡,一些人总是过得惶恐不安,这都是精神焦虑的表现。可以说,精神焦虑,已经严重地损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损害着人们的生活质量。现在我们经常谈论“幸福感”、“幸福指数”问题,而“幸福”与人们的精神状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个成天处于精神焦虑状态的人,无论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多么优越、多么高档,都不会具有强烈的幸福感,他的生活质量都不会达到很高的幸福指数。
        我们要克服和消除精神焦虑,可以有很多的途径。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从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中国先哲们高超的人生智慧,是现代人治疗精神焦虑的一剂良药。
庄子所提倡、宣扬的逍遥精神,正是这样的一剂良药。
        《庄子》的第一篇,是《逍遥游》。《庄子·逍遥游》开篇,是一段震撼人心的描述: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鲲鹏展翅高飞,击起了几千里的滔天波浪,卷起的暴风扶摇直上九万里。它背负青天,超绝云气,从太空俯视人间,发现人间的一切渺如尘埃。这个出神入化、既是鱼又是鸟的“鲲鹏”,就是人的精神。这段千古传诵的文字,通过奇特的艺术形象,以鲲鹏的自由翱翔,象征人的精神在超脱世俗牵累的自由境界中独来独往、纵横驰骋,表达了庄子追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情怀。
   庄子所谓“逍遥”, 是精神的逍遥,指的是精神优游自得、自由自在的境界。“逍遥游”不是“形游”,而是“神游”、“心游”,是“乘物以游心”。“逍遥”就是人的精神与“天下大道”融为一体,心灵无所羁绊,无所牵累,虽置身万物之中,却能够不带着世俗的功利观念,不计较世俗的是非得失。“逍遥”的本质是“自由”,是精神的轻松、自如、舒畅、愉悦。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
        1、精神逍遥不等于没有信仰,不等于没有精神追求。庄子本人就有着坚定的信仰——“道”,他毕生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天下大道”。
        2、逍遥不等于消极,不等于碌碌无为。精神的逍遥不是行为的逍遥。行为的逍遥是无所事事。精神的逍遥则是轻松愉悦,并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因此,人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在有信仰、有作为的同时,追求精神逍遥的境界。
        庄子的“逍遥”,旨在追求精神的超脱和生命境界的升华,最后与大道合一。他认为,精神的超脱,首先需要心灵摆脱种种束缚和困扰。那么,怎样才能解除困扰、达到精神的逍遥境界呢?
        庄子认为,人的精神困扰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功名利禄、偏执之见和生死大限。人只有摆脱来自这三方面的精神困扰,才能体察万物之理,洞明天地之道,领悟生命的真谛,让精神逍遥于天地之间。因此,人们要解除困扰、达到精神的逍遥境界,也就应该从这三个方面去努力:
 
        一、淡泊名利
 
        追求精神的逍遥,首先必须淡泊名利,抵御功名利禄的诱惑。
        在庄子看来,功名利禄的束缚是精神的巨大负累,是导致人的心灵不能自由的重要原因。因此,人不能被外在的功名利禄所诱惑、役使,以至于“丧己于物,失性于俗”。
        庄子本人,始终保持不求显赫富贵、只求精神自由的人生态度。他说,荣华富贵何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 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人们为谋取功名利禄所付出的最大代价,就是丧失真性、迷失自我,使精神不得自由,更无法超脱、升华。在庄子看来,这是用极巨大的代价换取极微小的利益。《庄子·让王》云:“今且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隋侯之珠是举世闻名的宝珠,用它作弹子来打千仞高山上的鸟雀,即使能够打下来,也不过是用重大的代价换取微不足道的区区小利而已。
        庄子长期生活于社会下层,家境贫寒,生活艰辛。但他在清贫的生活中自得其乐,而不醉心于功名利禄,不让名缰利锁束缚自己的精神。由于庄子为人贤良、学识广博,在楚国很有名声,他并非没有做官的机会,然而他淡泊名利,推重气节,不愿屈身侍奉权贵。关于庄子不仕,在《庄子》的《秋水》、《列御寇》等篇中均有记载,文字稍有不同,但情节基本一致。庄子始终坚持不求显赫富贵、只求精神自由的人生态度。
        庄子说,世俗之人往往被蝇头小利折腾得寝食难安,甚至丢掉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庄子·骈拇》)夏、商、周三代以后,人们由于看重“利”而改变了自己淳朴的天性。他们或“以身殉利”,或“以身殉名”,都是汲汲于功名而不惜“残生伤性”。针对这种“残生伤性”的状况,庄子告诫人们一定要抵御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的诱惑,因为醉心于功名利禄,是精神自由、舒畅的巨大障碍。困扰于功名利禄,就无法进入精神的逍遥境界。在庄子看来,“贵、富、显、严、名、利六者,悖志也。”(《庄子·庚桑楚》)高贵、富有、显赫、威严、名声、利禄这六种东西——也就是富贵权势——都是扰乱人的意志,妨碍人追求“天下大道”和真理,妨碍人追求精神的崇高和逍遥的。一个在功名利禄面前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的人,他的精神怎么能够不产生困扰,不陷入焦虑呢?而情怀高尚的人,则能够在功名利禄面前,保持精神的淡定、逍遥。《庄子·逍遥游》说,尧打算把天下让给许由,因为他认为许由已经领悟了天下大道,如果居于国君之位,天下一定会大治。而许由却坚辞不受,正因为他已经领悟了天下大道,反而无意于功名。庄子以此说明,得道的真人不图富贵,不求功名,这是他们的精神得以超脱、逍遥的重要原因。
        当然,庄子并非完全否定“利益”,他只是反对因贪图功名利禄而“残生伤性”。《庄子·逍遥游》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一只鸟在广袤的森林里栖息,其实只需一根树枝就足够了;一只老鼠在大河边喝水,其实只需能够填饱它肚子的那点水就足够了。同样的道理,人的生活并不需要大富大贵,功名利禄对于人来说,实质上往往是一种虚浮的需求和诱惑,并不具有实实在在的作用和价值。
 
        二、破除偏执
 
        追求精神的逍遥,必须破除偏执,用现代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破除认识的绝对化。
        有学者认为,庄子哲学的宗旨“专在破执”。所谓“破执”,本是佛教术语。“执”意思是执著、固执、偏执(偏狭固执)。从哲学上说,“执”就是绝对化的认识,或者说认识的绝对化,“破执”就是破除认识的绝对化。庄子认为,人们囿于自身的成见和偏见,在认识事物时,往往走向绝对化。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其实只是一孔之见,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执着于这种一孔之见,就会形成狭隘、僵化的认识——也就是“执”。这种“执”,使人的认识不能客观、公允、清醒,使人的精神不能逍遥、自如、愉悦。
        为了破除认识的绝对化,破除狭隘、僵化的认识,庄子提出:天下没有绝对的事物,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事物之间是可以转化的。这种转化的原因,是对立方面的相互作用,即“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庄子·则阳》)
        不仅事物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而且人类认识的是非也是相对的。这就是庄子的“齐是非”思想。《庄子·齐物论》举例说,人如果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腰酸背痛,可泥鳅是这样吗?人如果住在树上,就会心惊胆颤,可猴子是这样吗?那么对于泥鳅、猴子和人来说,我们该承认谁真正懂得哪里是舒适的住所呢?毛嫱和丽姬(都是古代美女)是人们最为欣赏的美人,可是鱼看见她们就潜入水底,鸟看见她们就飞上云天,麋鹿看见她们就逃进密林,它们一点也不觉得毛嫱、丽姬美丽可爱。那么对于鱼、鸟、麋鹿和人来说,我们该承认谁真正懂得什么是美丽呢?当然,庄子的比喻可能有些偏颇,但是他所表达的思想是:不要把自己的认识看成绝对正确的。庄子还提出“虚己”,要求人们虚心地对待自己,不要把自己的认识绝对化,不要以为自己绝对正确,不要走极端。这肯定是有道理的。
庄子说,天底下的一切差别——“是”与“非”的差别,“彼”与“此”的差别、“人”与“物”的差别等等,都是由于人们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庄子·德充符》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如果从差异的角度去认识事物,那么即使像肝和胆这样在人体中不可分割的内脏,也会显得像楚国与越国的关系那样对立;如果从相同的角度去认识事物,那么可以说普天之下,“万物皆一”。总之,事物之间的差别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不过,庄子过于夸大了事物的相对性,在哲学上走向了相对主义。所谓相对主义,是否认事物和认识的确定性,认为事物之间的区别只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不承认这种区别也具有确定性、绝对性的一面。其结果,是抹杀、取消了事物之间的界限和人类认识的是非界限。可以说,庄子反对认识的绝对化“矫枉过正”,走向了极端。但应该承认,他的思想确实具有振聋发聩的“破执”作用。
 
        三、坦然面对生死
 
        追求精神的逍遥,还必须坦然地面对生与死,也就是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有生必有死,生死是人生之大限,因而也能成为对人的精神的最大桎梏。人生存于天地之间,受自然的客观规律制约,生无法选择,死不可避免,生与死“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生命的过程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短暂的,正如《庄子·知北游》所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然而,“道”的存在却是无限的。“道”的境界没有生死,人通过修道,进入得道的境界,在精神上摆脱生死的困扰,与天地精神融为一体,就如同滴水汇入大海,消弭生与死之间的分际和边界,从而永无生死之虞。所以庄子主张以达观的态度,坦然面对生死,在生死面前“以道观之”,超然大度。生与死,本来就是元气所化,生命随元气的变化而时聚时散,就好像昼夜一样运转不已,因此“生不足喜,死不足悲”。庄子的妻子去世时,庄子竟然盘腿坐在地上,鼓盆而歌,庆幸妻子解脱了生命形体的束缚,精神安息于天地之间。这种世俗眼中的怪诞行为,绝非出于无情,而是出于庄子对于生与死的独特理解。
        庄子认为,生死本是“一体”而平等的,生和死都只是生命循环中的一个环节。就其中的某一个过程来说,生与死是有区别的,但就整个生命大的循环过程来看,生死实际上是不断相互转化的交替过程,“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达生》),因此,不论是生还是死,人都应该“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 庄子·齐物论》)
万物都是道的产物,人的生命也是道的产物。生死是道赋予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因此人应该顺应道,顺应这种规律,从生死大限对精神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应该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否则,人在精神上难以逍遥。
        《庄子·刻意》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人生而浮于世,死则归于平静安然。死亡是生命从变动和劳累的状态进入静止和休息的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天地给了我一个人形的生命,用勤劳来让我生长,用衰老来让我闲逸,用死亡来让我安息。所以善于活着的人,还要善于理解死亡、面对死亡。这就是庄子“以生死为一条”(《庄子·德充符》)的生死观。如果我们树立了这样的生死观,就能摆脱生死大限对精神的桎梏,达到赵朴初大师所说的“生固欣然,死亦无憾”的境界。
总之,在庄子看来,人只有淡泊名利、破除偏执,并且坦然地面对生与死,才能走向精神的解脱和逍遥,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崇高、美妙境界。
        庄子的上述思想,至今对于我们仍有启发。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在解除精神困惑、走出精神焦虑方面,当然具有更多、更科学的途径。但是应该承认,庄子所指出的三大原因——名利的诱惑、认识的偏执、生死大限对精神的桎梏——确实是自古以来人们在精神上产生困惑、陷入焦虑的主要原因,现代人也不例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由于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更高、社会结构和状况更复杂,这三大原因对于人们精神的影响也更大。因此,庄子所提出的消除这三大原因的途径——淡泊名利、破除偏执、坦然面对生死——对于现代人仍然具有现实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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