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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学与方东美思想研究—— 余秉颐和梁燕城的对话
 日期:2015-09-29 09:34:26   阅读:  
现代新儒学与方东美思想研究
—— 余秉颐和梁燕城的对话

 
 
        梁:余教授您好。您是对方东美哲学有过深入研究的哲学家,中国大陆这方面的学者并不是很多。我最有兴趣的是,方东美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大家,也是一个大的系统。方东美的系统具有一种很特别的不同的情调,我中学时曾看到他的一本书叫《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著),有一种对希腊文化很浪漫的情怀,也有一种宇宙情怀,他对宇宙的美、和谐,总是有一种很大的感觉,他连理性的希腊都能看出宇宙的和谐。到他晚年研究华严宗,更是一种广大的宇宙和谐观。他自己也重视宇宙是充满生命的,写了《生生之德》这本书。现在成中英哲学也具有这种广大和谐、宇宙无所不包、生生不息的创造性,也是不断创造性的人生。方东美宇宙的广大情怀,跟唐君毅、牟宗三等的新儒学有些不同。牟宗三是从康德来开展他的直接推论并讲到道德形而上学,从那里转出儒家思想,以康德思想为本,慢慢把中国哲学的心性论,放在一个主体的架构里面,他的思想还是以人的主体为本,从心性论开出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唐君毅是从不同境界的系统尝试对客观、主观及宇宙的不同方面的超越,以及内在的不同境界的理解,但是唐先生还是从道德心开始的,道德的自我建立里面,在《道德的自我建立》这本书中,到《文化意识和道德理性》一书,讲整个文化世界,再展开人生不同境界。基本上还是以道德为本的,而牟宗三是从认识心的批判到知识心,再开出道德心,也是新儒学的传统。但方东美有些不同,宇宙反省是他思想的重点,不是以“我”为本,而是以宇宙为本,这大概是我对他们不同的理解。
        余:正如您所说,方东美先生有一种博大的广阔的宇宙情怀,而牟宗三先生主要是从「理」的角度来阐述宇宙和人生意义。当然牟先生对中国文化和哲学有很大研究,对西方文化和康德哲学也有很大研究,牟先生把康德的“理”和自己的“理”结合起来,推出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家的哲学系统,应该说是很有贡献的。但方先生的最大特点,正如他自己曾经说过的,任何研究哲学的人,如果仅仅抓着“理”,而把“情”疏忽了不去发挥,那就是哲学上的一个极大失误。所以,方先生从他的生命本体论出发,认为哲学就是生命精神的表现,生命精神才叫哲学。生命精神表现出来是什么呢?方先生讲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契合宇宙之理,二方面是发抒人生情蕴,人不能把宇宙看成一个机械的物质活动的场所,而要看成一个有情的天下,更不能像西方现代哲学某些流派那样把人的生命看成一束原子组成的结合体,把人的生命活动看成机械的物质活动。宇宙本体是一个生命的本体。生命的本体在方先生看来,就是处于“情”的不断向前发展的推动之下。方先生的哲学基于生命精神,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生命情怀。这种生命情怀,向外可以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浃而俱化,人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当然,方先生不否认作为哲学思维必然要去追求“理”,他讲的这个情,也是以理智为依托的。他讲到“哲学”的定义时,认为哲学的功能是两个,一是“纵览宇宙理境”,在事理上要对客观宇宙有一个真切的了解;二是“发舒人生情蕴”,在生命精神上要有主体的不断的向更高境界追求。他说“哲学的建筑”有两大支柱,一是“客观的世界”,一是“主体的人类生命精神”。哲学思想从理论上看,起于境(宇宙理境)的认识,而从实践看,则起于情的蕴发。关于如何理解方先生所说的这个“情”,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方先生一再申明,他所说的这个情是广义的,不等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七情六欲的情,当然,二者之间有联系,不能说不相干,但方先生一再强调“情”是对人生真善美的一种价值的追求。所以我认为,如果要给方先生所说的“情”作一个简略的界定,那么可以说,所谓“情”是指人们对于宇宙人生的价值化的追求。当“情”内敛于人们心中时,是一种价值意识;它抒发出来,就是方先生所说的“价值化的态度和活动”,就表现为对天下万物的博大情怀。我感到这种对于“情”的注重与推崇,确实是方先生哲学的一个极大的特点。正如您刚才所说,他和唐君毅先生在这方面有共同之处,唐先生也不是用冷漠的思维去认识这个世界的,虽然他的哲学根基是道德理性,以道德理性作为整个主体和客体的基本支撑。但尽管如此,唐先生也具有一种浪漫的博大的宇宙情怀。而方先生更加突出的,就是很明确地定义了哲学是人的生命精神的体现。所以方先生虽说是一个新儒家,但他很有道家那种超脱的精神和情怀。他这方面在新儒家中是很突出的。方先生提出,人的生命精神总是要从物质文化向着精神文化追求,从精神文化的形而下层次向着形而上层次追求。科学属于精神文化的形而下层面,因为科学是解决物质方面的问题、技术方面的问题,即人生形而下方面的问题。形而上的文化则有艺术、哲学和宗教,它们体现了人类对真善美的价值理想的向往和追求。方先生对天下有一种不泯的情怀,他在论诗词的意义时说过,“生命的现实就是苦难”,诗词的意义则在于通过艺术的想象,让人们在思想中冲出现实的苦难,而得到一种真善美的享受,或者追求一种真善美的价值的满足。唐君毅先生也具有这种情怀和理想,例如他说的“心灵九境”就体现了这种情怀和理想,但相比来说,方先生在这方面可能表现得更强烈,人生对真善美价值的向往在他的哲学中表现得很鲜明,可以说方东美的哲学是一种真善美的价值的结合体。
        梁:到牟宗三那儿,就不太讲境界。虽然他也讲境界的形而上学,但境界在他那儿不作为人生意义,而是提到佛道儒境界时解决康德哲学的一种说法。牟宗三可以说是从理,非常理性的一步一步研究从康德那儿最后提到道德和上帝只是一个预设,他觉得是不满足,而且人在知识上只看到现象的物质性,也觉得不够,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假设人跟上帝一样,因为上帝可以看到物质性,人只要通过中国形态的修养功夫,只有预设人是有限的和无限的,通过修养功夫而呈现一种无限性的时候,那就可以看到物质性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心到最高境界时差不多变成上帝一样无限性了。这是从很理性的慢慢推出中国哲学方向。但是牟宗三的理性推理很美,而像方东美那样比较浪漫的美的情怀,却是很少的。
        余:两位先生在气度上的不同,我认为方东美是更多的富有诗人气质,而牟宗三则更为冷峻。牟先生的很多研究成果,以及牟先生的一些行迹传记,都表明他的思维是非常具有思辨性的。他对问题想得很细,很深入,很深沉,而且推理也很严密,他的许多命题是推出来的。他有严谨的依据和概念,包括中国哲学和康德的概念,从中推出他的理论框架。方先生的理论有时看来不是那么严谨,包括他对中国古代某些典籍的看法,对孔子哲学的一些看法。例如他反对以《论语》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认为孔子思想主要体现在《周易》里面,而不是体现在“格言体”的《论语》里面,《论语》固然是宝贵的“人生经验的结晶”,但它“没有论及宇宙全体”,因此远不如说明宇宙人生是“时间创造、时间变化”的《周易》能够代表孔子和儒家的真精神。严格说来,这种见解在学术界是引起争议的。这不像牟先生的见解,从理论上看都很有理据。方先生不一定去追求学理的一步一步怎样的推演,怎样的严谨,在他身上是更多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某种特点,有些时候比较直观,而不要求这些观点得到严格的论证。这可能是治学方法上的一个区别。
        梁:牟宗三是以推论来论证的,没有那种很感人的写法,方东美讲课肯定是很感人的。唐君毅也是很感人的,牟先生只是追着自己的理路推下去,他讲课时总是把康德的话一句句写在黑板上,这是非常不同的。唐先生讲课时总是想感动那些同学,方东美讲课时应该也是很有感人气质的。方东美出了一个大弟子成中英,算是一个大师形态的哲学家了。成中英继承方东美那种广大和谐的心态,同时受到西方很好的训练,这点很重要,因为无论如何,上面三位元老先生在那时因为语言和文字等原因,受西方的训练还是有限的,英语很辛苦,要一本一本通过翻译读出来。成中英那个时代好一些。他留学时,有一段通过分析哲学从奎因那儿找到比较本体论的分析哲学,最后接上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这一条路对西方有很好的基本理解之后,再转回中国哲学,方东美那种广大和谐的精神,就变成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带来的一种同西方对话而产生中国哲学的特别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以本体跟方法是不分开的,本体具有方法意义,方法具有本体意义,这是非常奇特的,跟西方不一样的,真的是体用无二了。他把价值论、本体论、伦理学每一方面都结合在同一系统中,这个基本上也是方东美精神发展出来的,然后,华严宗大和谐精神,到成中英有下有上有内有外的一个整体的统合,而形成一个可以跟西方对话的系统。方先生和唐先生,外国人看可能不能完全明白他们的进路,不明白他们所谓的境界是什么,牟先生外国人有些明白,但觉得他是一条线的解释,而且对康德的解释外国人不一定完全同意,所以牟先生会引起争论。到成中英外国人可能明白他的进路了,可以说是对中国哲学的一个新的突破性的发展。
        余:我同意您的看法。成中英先生在八十年代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的书,里面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面对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老一辈的哲学家,熊十力、梁漱溟等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不遗余力地为中国哲学进行了辩解,因为一些西方哲学家总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哲学,不过是“一套道德信条”,他们从来没有将中国哲学认可为一种独立的学术。到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新一代的哲学家”,就能够凭着他们在这方面高出前辈的能力,通过对西方文化与哲学更深切的了解,对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真正深入的比较,终于“将中国哲学以哲学面目示人”。
梁:这里面有一些中国哲学“反攻”西方的味道。
        余:是的。到了成中英先生这一辈中国哲学家,就有了更大的进展。他们的外文到了熟练、精深的程度。他们对西方文化有着深切的了解和体验,不仅能更好地解读西方文化,同时他们对中国哲学所作的诠释,更能够为西方人所理解。接受不接受姑且不论,但至少觉得比较理解了。以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辩解,不要说第一代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他们,就是方东美,他所写的《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起因就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印度哲学家拉达克利斯南到中央大学访问,他问方东美:我们印度人不满意西方对印度哲学的介绍,所以我们自己用英文向西方介绍印度哲学,你们中国人满意不满意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介绍呢?方东美认为这是印度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家的“挑战”,想看看中国哲学家能不能也用西方的语言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哲学。为了让西方人正确地理解中国哲学,方东美下决心用英文来写中国哲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 Chinese Philosophy: Its Spirt and Its Development」(《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用流畅、典雅的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哲学。
        梁:方东美用英文写的书,在西方人看来,像看诗多过哲学的。一般他们严格说来不是把它看成哲学著作,反而是用哲学描述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美,可以感受到一些好的东西,但不够哲学的严谨。当然,反而唯一严谨的应该是牟宗三的了,这也引起争论的。到了成中英,则不但是用西方的英语,而且是西方的学术语言。我们讲到西方文化的时候,还要讲到它的最高的精神文明,即基督教文明,方先生好像没怎么提,唐先生对基督教很尊重,他在最高境界第二个就列入了基督教。牟先生对基督教好像有意见,他大概那时遇到的是天主教的士林哲学,不同意他对康德的说法,当时台湾《哲学与文化》与唐、牟支持的《鹅湖》发生争论,可能对牟先生有些批评,牟先生很不高兴,认为基督教是要偷梁换柱,把基督教的上帝同中国古代上帝联起来才算正统,牟先生对基督教有很多批评,实在天主教也没有这个意思。天主教训练也出了不少人,像辅仁大学是很有学统的,出了像沈清松、傅偑荣等人,这批学者都是经过天主教士林哲学的整套哲学训练的,大主教罗光还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他对中国哲学的解释就比较是用西方天主教士林哲学的方法来进行的,跟儒学整个讲法也不同。但他们有时会抬方东美来同牟先生比对,牟先生当然很不高兴,毕竟方先生也是一个大师,这也引起很大争论。唐君毅是更多地同情,而方东美是没有特别地提。到成中英就不一样了,成中英希望从本体诠释学发展出一种神学的反省,希望基督教的神学能通过中国化的过程来重建,这个又不一样了。不只是反映一个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个唐君毅是同情,牟宗三是反对,而对成中英来说不是外来不外来的问题,基督教作为一个庞大的精神文化来到中国,能不能通过中国文化的洗礼,把基督教重新讲出来而变成中国的基督教,这也变成一个有趣的话题。
        余:从历史来看,不同时期外来的文明包括宗教,进入中国以后,它们在这块土壤的存在、发展,是要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并且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相结合的。比如说佛教传入中国时,那之前中国本身的主要思想体系还是儒家和道家的,佛教传进之后,可能确实是符合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某种需要,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补充。例如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追求精神上的超脱、逍遥,而对于人的生命的终极的关怀,对于人生的必然归宿,似乎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安顿。佛家“知生死流转之故,立不生不灭之本”,启发人思考生死问题,从精神上给人以慰藉。这也可以说是对于当时的儒家、道家思想的一种补充,是符合当时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某种需要的。
        梁:特别是生死和苦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思考。
        余:是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儒家基本不谈死的问题。道家追求长生久视,也不正视死的问题。其实,这个生死观不仅是现代人面临的,古代人也是面临的。佛家是正视生死苦孽,把生死问题明确提了出来,让人在精神上对于生死有一种安顿。上面说的,是外来的文明要在中国存在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社会、文化的某种需要。同时。外来文明进入中国之后,还必须与中国文明相适应、相结合。还以佛教为例,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很注意同中国的思想靠近,特别是刚传入时,与道家思想的靠近。那时佛经的翻译,一种重要的方法叫叫做“格义”,就是用道家的概念来解释佛教,例如用《道德经》里面的“无”解释佛教的“真如”,说明“真如”是“本无品”,这对于人们理解佛教产生了作用。佛教就是在这一片土壤经受了中国文明的洗礼,成为了中国人的佛教。至于基督教文明,要做到这一点还是很不容易。今天基督教在人们的心目中和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受尊重的。信仰它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很善良、很真诚的,他们有爱心,热心于社会公益,这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对于人的素质的提高,是很有益的。至于基督教是否能像佛教那样经过中国文化的洗礼,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宗教,目前还看不出。但是,它确实可以成为在我们社会上很有影响力的宗教信仰之一,积极地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产生良好的作用。
        梁:这是很有意思的,反而是中国学者希望基督教有一种中国化的过程。基督教也可以说是发展越来越快,人数越来越多,按有系统的研究来说,在中国基督教是第一大教。佛教人数当然很多,但比较散漫,信徒没有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就认为受西方影响较大的基督教具有排他性,或者信了基督教以后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不重视的态度,排他性成了被排斥的一个原因。非常有趣的是,呼吁基督教中国化的还是中国文化的学者。成中英是比较早地提出这个想法的学者。我作为他的弟子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另外一个大弟子费洛兰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早期两个很好的学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都是读过神学的,对基督教有体悟的人。他也很希望通过我们对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作一个结合,因为我们对基督教有体悟,同时也受过中国文化的洗礼,中国文化对我们生命影响也很大。一些海外研究人员也把我看成是儒家型态的基督徒。有儒味的基督徒,也有道味的基督徒,当然也有佛味的。基督教要同儒家沟通,沟通点其实很多,只差几个重点而已,儒家不否定神,不否定上帝,不过上帝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上帝没有救赎,上帝只是一个天在那里,赋予人道德,人只要行出道德,就符合天命的要求了。没有原罪的观念,大概是儒家同基督教的最大冲突。原罪问题处理并不难,关键是在基督教讲的原罪不是原恶,一般人以为原罪就是原恶,但从神学来说,上帝是不可能创造恶的。所以,恶的存在根本不是一个本体,也不是一个实体,恶是一种善的实体的亏损,或是善的实体的扭曲,同孟子陷溺其心的意思差不多。我二十多岁写的第一本书就是用了陷溺的观念解释罪,这跟儒家的冲突已经很少了。当然,基督教有救赎,儒家没有救赎,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差别。但是儒家信仰的人要接受救赎的观念,我认为也不是一个大的难题,因为很多基本的冲突已经没有了,所以儒家的人可以同时成为基督徒,基督徒可以同时成为儒家,这个并不难。跟着来的,是方东美的易经和华严宗的系统,是一个大和谐的宇宙观,成中英也是这样一种宇宙观。神学如何解释这种宇宙观呢?宇宙情怀的是方东美形态的,不只是儒家的那种道德情怀,我们刚才讲儒家还是从新儒学那一派讲过去的,最后可以不很冲突的。但我就会想,这个大和谐系统,基督教是如何处理的,基本上就是我提到的关系本体论。因为我们所说的大和谐系统,背后就是本体关系。首先儒家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易经的天、地、人的关系,都是关系的本体论。佛家更是明显讲关系本体论,因为他讲因缘起灭,法界缘起,都是彼此相关而不是单独存在的。到道家显天地万物,庄子用幻化这个概念,不是万有万物,而是万化,事物彼此在化变和相映之中,也是一个关系本体论。这样一说,基督教也是一种关系本体论不就解决了吗?基督教如何可以成为一种关系本体论。传统基督教不是如此,现在西方基督教为什么排他性比较重呢,首先,这同柏拉图以来和整个西方文化的二分法即二元思维有关,到亚历斯多德,总是主客对立,天人对立,从这个对立形态,真理就是真理,是根本不能比的,自己是启示真理,其它什么都不是了。这在希腊罗马文化下面比较明显,这是主流,但非西方的基督教并不排他,例如印度的基督教,埃及的基督教,波斯的基督教,都有不同的传统,还有东正教也不一样。其次,这同希腊罗马文化的扩张性有关,亚历山大要把自己的文化推到全世界去。这本来不是基督教的,但基督教进入西方以后,类似的西方征服其它文化的精神。所以当西方强大时,英国、美国等帝国主义的强国就有一种文化的征服性。我们要把基督教非希腊化,非西方化,这是我三十岁左右就提出的,当时同儒家掌门大师兄蔡仁厚进行对话。蔡仁厚提出很多难题要基督教响应,我就写了一篇从中国思维来重新整理基督教的一些想法。那本书已经成为讨论基督教和儒家对话的经典了。只要把希腊形态的概念去掉,以中国形态的概念来讲,基督教就有可能产生不同的后果。不过要产生一种大和谐系统,就需要从关系本体论来建立。如果关系本体论不以西方的实体观或逻各斯的理性系统来讲,而改从基督教的神秘性和吊诡性,基督教最吊诡的就是三位一体论,上帝是三而一,耶稣是神又是人,不从本性的直线性来讲,而是从曲折的吊诡性来讲,三和一是一种关系,父子灵也是一种关系,所以上帝本身就是一种关系本体,而不是三个实体。假如是一个实体,就很难说,是三个实体又不行,而从关系本体就可以它自己的神学难题。从三一关系本体论来讲到上帝创造的人,也是彼此相关的,万物也是彼此相关的,这样的说法圣经也有类似的推论,这就推出一个相通的感通的宇宙,跟方东美一样的宇宙。不过由于人的犯罪,破了这个人和上帝、人和宇宙的关系。最后,上帝救赎人,重建人和上帝的关系,并且上帝和人立约,而“约”就是一种关系,就是圣经的旧约和新约。所以,如果以关系本体来重造基督教的理论,就可以跟方东美系统结合了,跟唐君毅的结合也可以(当然牟宗三有些困难)。这里我就想出一个可能,在中西文明的结合点上,找到一个以中国文化为本的本体论根据,来讲西方神学,就变成中国的神学。
余:这很有道理。方东美把哲学的核心看成是生命精神的体现,他所说的“生命”是指“宇宙的普遍生命”,不是指一个人的小我的生命。宇宙是这个普遍生命大化流行的境界。那么,在这个大化流行的境界中,每一个小我的生命,都要和其它的万事万物发生关系。从这个角度讲,人这个本体也是关系本体,是体现主体与客体以及其它各种关系的本体。方东美先生批评西方哲学的二分法,说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传统将人与客观世界割裂开来,以主客二分、天人对立的思维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将人的世俗生活与真善美的价值世界割裂开来,认为人只有脱离世俗世界这个“罪恶的渊薮”,才能实现真善美的价值理想,因此西方的哲学形上学是一种“超绝”的形上学。而中国哲学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超越”的形上学,以主客一如、天人合一的思维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主张人与客观世界不可分割、世俗生领域活与真善美的价值世界不可分割,人们正是在世俗生活中实现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也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所以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西方哲学与文化,包括基督教文明,如果“去希腊化”,去掉希腊、罗马文化在历史上的一些不好的内容,例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然后再结合中国哲学所说的这种关系本体,并且将这种关系本体最终落实到追求万事万物的和谐,那么从这个角度理解基督教文明,它就有可能成为我们中国文化的有机成分。
梁:是的,我们用中国思维来讲基督教文明,它就变成中国的了。比如要跟西方辩论,牟宗三总是用西方思维来讲中国,但是他跟现在的基督教也格格不入。用中国思维讲基督教,不但是因为中国面对西方时要用西方的思维,而且西方也要用中国方法,才能跟中国进行沟通。现在美国同中国沟通较难,就是因为它不懂中国的思维方法,它以为世界只有一个共同标准,就是美国,这就会产生问题,基督教也是同样问题。美国思维就是这样,我是最强的,最好的,您跟我一样就是最好的,这同基督教一样。
        余:这是于无形之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标准,包括思维也是唯一的标准。
        梁:我们再回到方东美哲学。您研究方东美哲学,最初是从什么个人经验开始的?
        余: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方东美虽然是一代哲学大师,但即使在他的故乡安徽桐城,也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他。因为他在台湾,而那时两岸是隔绝的。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学术研究的一些禁区就冲破了,方东美研究才逐渐进入大陆学术界的视野。1987年,全国“现代新儒学思潮课题组”成立了,这个课题被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胆的突破,因为此前新儒家的研究在“左”的路线下是不可能开展的,特别是新儒家几位重要人物都在港台,更是一个问题。著名哲学家方克立、李锦全教授担任这个课题组的主持人。我们安微社科院哲学所蒋国保先生和我接受了研究方东美哲学的任务,当然这也与方东美是我们安微先贤有关。那时起步很艰难,大陆上难得读到海外图书,当时可以找到方东美著作全集的地方,就是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国保和我就在中国人民大学招待所的地下室那一层住了一个多月(当时课题经费极为有限,而地下室那层比较便宜),每天跑到国家图书馆查阅方东美的著作,国家图书馆的书不让借出来,我们就一本一本地复印了方先生的全部著作。复印的书篇幅比原著多,等我们返回合肥时,每个人都提着一纸箱复印资料上火车。回到安微,我们就开始“啃”这些书,方东美研究就这么起步了。方东美文思敏捷,思维富于跳跃性,有时像天马行空,而且他的诗人气质也在文字中屡屡展现出来,因此读他的书一开始不太好把握,慢慢读到中间才看出他的理路,看出他从青年学生开始做学问的基本进路,越来越感到他的书并不枯燥,因为他不是纯粹的逻辑推演,而是在理论的阐述之间,都有他自己的思想和情怀的表现,尤其是他对于生命精神和生命情调的表现,读来令人感到生气勃发、意趣盎然。在方先生看来,中国哲学的几大派,无论儒家、道家、墨家、佛家以及宋明新儒家,都是以生命为本体的,都是高唱生命礼赞、抒发生命精神的。这种对于生命的肯定,都表现在了他的笔下,所以读他的书很有情趣。方先生学术著作的写法往往也是别具一格,例如他早期的《哲学三慧》,就是用一种戏剧场景式的描绘,分别描绘了中国、希腊、欧洲这三种世界上典型的哲学智慧,读来就感受到那种理和情的交融,是一种享受。
        再说说课题组的研究,课题组成员不多,但对于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马浮、冯友兰、贺麟、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十一位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都展开了研究。当时课题组主持人的思路就是先把这些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数据系统地、准确地整理出来,因为在长达几十年之间大陆上基本没有他们的资料。这可以说是课题组的第一项工作,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现代新儒家学案」,这部书分上、中、下三部,包括事十一篇《学案》,分别介绍了这十一位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每位新儒家的《学案》中,前面是一个学术思想评传,后面则是体现他们主要观点的学术数据选编以及主要著作年表。这可能是大陆当时研究新儒家的一部标志性的著作。
        梁:据我所知,很多学者就是看这一套书就了解到新儒家大师的主要看法。说起来我们这二三十年来,能拿出大师的东西并不多。您们那几年确实是出了不少好东西。您们自己的研究方东美的成果如何?
        余: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分别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方东美的学术论文,其中很多被有关刊物转载。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方东美的学术专著《方东美思想研究》(蒋国保、余秉颐著)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前两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我们所作的研究,有一些书刊也注意到。郭齐勇教授的《近二十年中国大陆学人有关当代新儒学研究之述评》、胡治洪教授的《近二十年我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颜玉科教授的《方东美哲学思想研究简述》等文章,都介绍了我们的研究。颜玉科的文章(见《孔子研究》2005年第三期)还介绍、评论了我对于方东美所说的“情”的理解,学术界对于方东美的“情”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方东美所谓“情”指的是对于人生真善美的价值的向往和追求。
        梁:这种追求是一种对真理追求的情,也是一种灵性的追求。
        余:您这个提法很好,方东美的“情”不是一种纯理性的、纯逻辑的,而是一种内心向善的情怀,是为了提升人的生命价值。
        梁:是一种灵魂里面的追求,中国大陆比较喜欢用“精神”这个词,海外喜欢用“灵性”这个词。
余:我们的研究范围,还从方东美哲学的个案研究扩展到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整体研究,特别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整体研究。蒋国保先生出版了有关著作,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我的《认识新儒家——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哲学》,拙著探讨的是现代新儒家三代人的文化价值观,是专门从文化哲学这个角度研究现代新儒家的。
        梁:您对方东美的文化哲学如何看?
        余:首先他认为哲学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批导文化生态”。文化可以说是很抽象的,很玄很高,但文化也很现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方东美认为哲学思维就是要关注这个文化生态,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哲学,这是文化的精神核心,指导文化的演变、发展。所以方东美从事哲学研究,一直是同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方先生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任何一种哲学研究不与文化联系在一起,那就不是真正的哲学,所以他最后的概括是:任何一种哲学都不能不是文化的哲学。
        我基本上将方东美的文化哲学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哲学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探讨的是如何看待某种文化的价值的问题。方东美批导文化生态,就是看它的核心即哲学价值,方东美的文化哲学是以哲学为核心的文化哲学。他比较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都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的。方东美把哲学和文化是看作融会一体的,当然,这融会一体的核心还是哲学,还是人的生命精神的表现。
梁:这么说来,方东美把文化看成一种宇宙的生命力的表现,宇宙的生命力表现在人性,人性表现在文化,这样就推出来了。
        余:您概括得对。人性也就是人的生命精神,而在方东美看来,不同民族的生命精神在价值取向上是有区别的。因此,方东美文化哲学第二部分,就是注重民族生命精神的比较文化学,其特点是注重民族生命精神的价值取向。他比较不同民族的文化,不是过于注重具体的、技节的、外在的东西,而是抓着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民族生命精神。他认为在每一个民族中,都有一种共同的哲学智慧,他称之为“共命慧”。每个民族中的大哲学家都有他自己的哲学智慧,他称为“自证慧”,老子、孔子、栢拉图、苏格拉底等哲人都具有这种“自证慧”,这是他们个人的哲学智慧。但在任何一个民族里面,都有一种基本的“共命慧”,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命精神,不同的生命精神决定了不同的哲学“共命慧”,不同的哲学“共命慧”又决定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方先生说,希腊文化注重求真,因为希腊民族的哲学“共命慧”是如实慧,它决定了希腊文化的核心是求真,最后演变成一种契理文化,就是契合事物之理的文化,因为要“求真”、要“如实”,所以这个理就很重要。西方科学就是起源于希腊文化的求真精神。而近代欧洲民族文化的“共命慧”被方东美称为“方便巧”,这是一种给欧洲人带来很多物质享受、生活便利的机巧。“方便巧”决定了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化是一种“尚能”文化,就是崇尚能力的文化,近代科学技术正是这种能力的体现。方东美对近代欧洲文化的批评比较多,认为它在精神上不如希腊文化。至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哲学“共命慧”,方东美把它称为“平等慧”。所谓“平等”指的是万事万物的平等与和谐,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广大悉备的和谐”。这种“平等慧”决定了中国文化是“妙性文化”,它追求人性的高尚、美妙,追求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上面的内容用方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希腊如实慧演为契理文化,欧洲方便巧演为尚能文化,中国平等慧演为妙性文化”。我把这一部分理论称为方东美的注重民族生命精神的比较文化学,它与方先生以哲学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共同构成了方东美文化哲学的基本思想。这种文化哲学引导人们领悟生命的境界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生命精神的不断超升,最后落实到一个真善美的价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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