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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
 日期:2017-02-16 10:00:06   阅读:  
范丽娟  邢  军
 
    由安徽社科院、安徽财经大学、蚌埠市委党校等单位主办的 “第四届安徽文化论坛”在安徽省蚌埠市举行,共有200多人参加会议,其中来自国内外的26位专家进行了专题演讲。本届论坛主题是“城市文化与文化城市”,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城市文化建设理论,交流了城市文化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分析了城市文化建设的形势和任务,探索了加强和改进城市文化建设的思路和对策,在如何发挥文化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城市精神的溯变、长三角城市群背景下的安徽城市发展、区域文化与城市建设等四个方面推出了一批学术观点,形成了指导实践共识。
    文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支撑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承载着一座城市的精神价值。中国的城镇化正在从政治型、经济型向文化型、生态型发展,文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础和支撑。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安徽省社科院院长刘飞跃指出:“处于快速城市化的中国城市,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多元文化包容等方面会给城市带来新的挑战。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上来看,进一步实现城市转型,提升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应将文化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管理的资源,大力发挥文化在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为城镇发展注入更多‘地方性元素’,从而实现我国城镇的高品质、差异化、多样化发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倪鹏飞认为城市的深层内涵是其精神特质,而城市独特的气质和风格正是通过文化塑造形成,文化正成为城市更新、永续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一个城市的精神文化优劣的标准在于能否有效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有利于创新,是城市文化最核心的内核,对待历史文化和外来文化要采取兼容扬弃的态度,“讲故事”的形式是传承优秀文化的最有效的方式。安徽日报社理论部宋宏教授指出,文化正成为城市更新、永续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城镇化对城乡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传承、文脉的延续和历史的记忆提出了新的使命和要求,如何以文化自觉推动城市化进程,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是“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战略支撑,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撬动城市振兴的杠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公共财政作为引导,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现如今,中国城市文化消费实现度很低,文化消费需求的弹性很大,必须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邢军指出加强文化生态建设,提升城市文化承载力,保障并促进遗产保护和创意产业发展,不仅可以给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带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非货币效益,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缓解城市冲突、培养容忍性、保护社会结构的有效方式。他提出,应在城市中打造具备包容性、开放性的公共空间,强调公共空间是振兴城市的关键。
    城市文化的溯变
    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安徽省淮河文化研究中心陆勤毅教授追溯了《历代合肥文化特点》,分析了最具历史传承意义的文化因素在合肥历史的各个阶段的特征性表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合肥地区或主动或被动地与来自南北东西的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西汉是合肥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标志性的成就是合肥与寿春并列为当时的全国八大都会之一,“寿春合肥一都会”可能是最早的“城市群”概念。他认为,多样而富有张力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合肥包容创新的城市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合肥成为安徽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令合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省会首位度的地位逐渐显现。安徽省文史馆馆员郭学东阐述了《如何塑造蚌埠城市特色的文化形象》,认为蚌埠是因现代交通变革而兴起的新型移民城市,上溯“蚌埠”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水文化和商业文化,辖区县境的地域文化不能代替蚌埠城市的文化特色。对于津浦铁路通车后的移民城市蚌埠,只能用现代工业文明为要素来塑造城市文化形象。安徽财经大学的外籍专家,来自瑞士的桑德罗·孔茨教授以《小城镇,大都市》为题,与大家分享了瑞士重要的金融文化城市——苏黎世的城市文化的形成过程。苏黎士仅有30万人口,却有300多家银行,被称为欧洲的小国家。他认为,苏黎士城市文化的形成有两个支点:一是瑞士人忠诚与严谨的传统民族性格,二是苏黎世所处的欧陆要冲的地理位置。苏黎世城市的发展历程,就是金融业在城市中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并上升为一种产业文化的过程。苏黎世的普通民众也把金融文化作为城市生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民众文化与产业文化的融合,只是苏黎世城市发展合力的一个表现。
    长三角城市群视野中的安徽城市文化发展
    城市群将成为打破非均衡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载体。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林教授以《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演化与安徽城市文化战略规划》为题,提出在长三角城市群版图的形成过程中,安徽省的变数和变化最为突出。要从根本上扭转安徽城市文化发展的不利局面,必须从破除和重构地理空间规划和区域文化研究理论开始。安徽应把上海作为自己的文化中心或文化都市,作为落实开放发展理念和徽文化走出去的平台,同时要立足于自身富集的城市文化和乡镇文化资源,充分发掘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长三角城市文化圈层中重点建设城市文化和乡镇文化,实现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错位发展。因此,安徽在新型城镇化规划上应密切配合国家“人文城市”和“特色小镇”战略,以“安徽省人文城市总体战略规划”和“安徽省特色小镇总体战略规划”为重点领域,研究确立更明确精准的战略定位,构建安徽城市文化发展的主体。复旦大学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唐亚林教授就《区域文化网络体系与城市群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目前各地更多得习惯于按照行政区划来规划、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经济,这种做法不利于效益最大化。文化资源分布往往具有跨行政区划的特点,在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战略中,利用文化资源推动农业经济向文化经济转型,必须建立起区域文化的网络体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新静认为,针对国内人文城市研究者指出的我国城市发展的“罗马化”现象,适应气候变化则应该从城市规划和生活方式入手,彻底抛弃“摊大饼”模式带来的城市区域无序蔓延和以汽车为导向的规划理念,倡导紧凑型、高密度的文化多样化、公共空间丰富和人本尺度的城市空间开发模式。
    地域文化与安徽城镇化
    安徽跨江越淮,各地文化环境差异明显,形成了徽州文化、皖江文化、淮河文化三大特色地域文化。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教授围绕《徽商与城市发展》主题,着重从徽商与城市(镇)化进程、徽商与城市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全方位展示徽商创造的美好城市生活的多彩画卷。他认为,崛起于16世纪的徽商,凭借良好的文化素质、艰辛的开拓精神及灵活的经营方略,创造了“无徽不成镇”和“钻天洞庭遍地徽”的辉煌业绩,在促进城市(镇)化发展、繁荣城市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诸多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华南师范大学陈立柱教授就《探索淮河流域发展的新道路》提出了淮河流域自古是中国思想文化精神创发的根据地,南宋以后持续不断地黄河夺淮与南北争战,形成了淮河流域的“贫困文化”,淮河流域工业化发展水平低或者说走不通,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此的新观点。他认为一个地方的发展路径不仅在于人们的思考与奋斗中,更存在于地方文化价值的指向中,外部的设计一定要考虑内在的需求。简单而自然的生活是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特质,也是中国文化追求朴实大美精神的根本所在,今天可以视之为生态文明理念的核心价值与文化依托。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追求契合了淮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精神,国家新一轮的发展建设为淮河流域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乘此势而上之,或许是淮河流域发展的天命。安徽社科院研究员汪谦干分析了《皖江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其价值》,他认为皖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具有丰富性、始创性、引领性,范围广、时间长、影响大等特征,移民文化对皖江文化的影响相当大,这也是皖江文化富于流动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等特征的原因,皖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的文化。目前,皖江文化的潜力尚未完全得到发挥,可以通过研究皖江文化,探讨并整合皖江地区文化资源,为皖江地区率先融入长三角提供文化服务,为推动皖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视角。
    在本届论坛上,专家学者们还通过个案研究或比较研究,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未来城市文化应是多元多样、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态,是城市未来发展方向,也是城镇化建设的优势所在。新型城镇化应加强对城市空间的立体性、平面的协调性、风貌的整体性、文脉的延续性等方面做出科学规划和管控,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风貌肌理等特有“基因”,充分发掘城市文化资源,突出文化传承创新;应充分探寻地域文化融入城市建设的路径,真正建立一种健康、人性、生态的城市化模式,将城市群建设与特色小镇建设结合起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培育独具特色而多元共存的城市空间和城市文化。


(原文刊发在人民日报社《 中国城市报 》2017年02月13日  第 2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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