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监督与吏治腐败治理探析
 日期:2013-10-21   阅读:
发布日期:2012-5-11
 
 
    吏治腐败是产生一切腐败的根源,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买官卖官。买官卖官原本是封建私有制的产物,如今又沉渣泛起,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示。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换原则已经侵蚀到党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之中。少数掌权的干部利令智昏,“亲不亲钱上分”,成为地地道道的拜金主义者。
现在这类案件在全国屡屡发案,究其原因比较复杂。最直接的原因至少有三点:一是“官念”的异化或扭曲;二是组织人事上的弊端;三是党内监督不严。
    什么是共产党的“官”?党章及共产党宣言明确告诉我们:共产党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勤务员,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然而有人却任意歪曲颠倒主人与公仆的关系,自命为群众的“上司”、“父母官”、“大老板”、“衣食父母”。可悲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被异化成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能增值的“资本”,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使用价值”。正如一个买到官的个体户所言:“花钱买官,以权捞钱”。胡建学在法庭上如是说:“他们(行贿)的真正目的,是利用我的腐败,从中捞取他们自己的好处,同时再给别人谋利益。买官的人花钱买官,当官后再捞钱,再花钱买更大的官……”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也是腐败愈演愈烈的触目惊心的过程。
    从组织人事制度来说,在干部的选拔、任命弹颏等方面,问题不少。从形式上看,有的买官者的上任,从组织人事方面看每一个环节都是符合程序的。在这些地方党管干部原则,实际上变成党委一把手个人说了算,人为的主观因素太多。“官”的入口处大敞着,什么组织考察、党委讨论,都成为徒有虚名的形式。于是,跑官、要官、送官、骗官以至发展到卖官买官。某些谙于旧社会官场之道的人,不仅善于在工作中做表面文章夸大工作成绩,还精于投上司所好,经常上门拉关系、套近乎,甚至搜刮民脂民膏去送礼。意志薄弱或蜕化变质的掌权者,拿职位送人情,让那些心术不正的人“跑官卖官”得逞。
    监督体制存在着不少缺陷和弊端,也是腐败问题得不到应有遏制的主要原因。现行监督体制权力与职责不符,也就是哲学上说的主客体错位。纪律检查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职机构,同时受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纪委的人、财、物归同级党委和政府,这种附属性的隶属性关系使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监督主体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同时,监督操作运行机制及激励约束机制均不到位。再则,监督法律不健全,偏重事后追惩,缺乏事前预防和进行中的控制。事实证明,纪委发现了同级党委成员的违纪问题,要对其监督是极其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实在没办法了,也得巧妙地“选时机、找角度”,甚至“绕道走”,使监督流于形式。这种主体客体错位现象使目前各级纪委的权利与责任无法统一,难免产生“查小不查大,查下不查上,查软不查硬”的弊端。往往是坚持原则,坚持党性,秉公执法,就会出现腐败被揭露了,纪委干部被孤立了。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把赢,把把输”。造成党内监督不严。
    近几年,党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查处像陈希同、王宝森之流的腐败分子。群众不再埋怨“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了”但是,大案要案还在不断上升,特别是吏治腐败愈演愈烈,“出生率”大于“死亡率”。从一个侧面说明,反腐败还未达到预期效果。首先从根本上,要制止吏治腐败现象的发生和蔓延,必须建立健全干部管理制度和权力制约制度,加之切实可行的监督制度。在现阶段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经济是法制经济,是有序的经济,但在干部管理上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例如原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苏凤娟受贿128万元而被捕。此前,她在任县委书记时就暴露出问题,但还获得提升。四川省石油公司董事长赵甫安在被捕前的20多年时间,曾被多次立案查处,但每次都一调了之,照样做官。这种干部管理的混乱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它与法制国家不相容,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自相矛盾。
    其次必须建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谁都知道,反腐败难,难就难在反腐败的阻力来自手中掌握行政权和执法权的领导干部。谁能冲破这种阻力呢?小平同志历来重视制度建设。反腐败不仅要有一个可供群众广泛参与的监督制度,更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这个专门机构应实行垂直领导,拥有独立的立案审查等权力,以排斥腐败分子关系网的干扰。这一方面,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如亚洲“四小龙”之首的新加坡在1959年独立以来,严刑峻法,惩治腐败的主要做法就是成立一个直属总理办公室的“贪污调查局”,局长由总统任命,官员不属公务员,其地位、身份、权力均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该机构权力极大,对调查者可以随时查处其银行账户,开其保险柜、窃听其电话,直至搜查、逮捕。因此,治理腐败的根本措施,仍在于建立一个完善的可供操作的监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目前这种“事后监督”,“下对上的监督”的尴尬。
    以权力制约权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权力的合理配置,提高党内专司监督的纪检监督机关的规格,真正行使全方位的跟踪监督,事前监督。在现行的双重领导体制下,纪检监督干部职务的升降和工作调动由地方和部门决定,这样,纪检监察干部往往会出现“屁股管脑袋”的问题。存在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问题。实行垂直领导就可以从体制上解决因纪检监督干部在个人利益方面受制于人,因而不能有效地实行监督的问题。纪检监督系统负担着党政监督职能,担负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政府政令畅通和和党政机关队伍纯洁的重要责任,也完全应该实行垂直领导的体制,增强监督活力和独立工作能力。
    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改革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党管干部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管干部。干部管理应走有序的法制轨道,干部的选择、晋升应有法可依。必须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干部法”、“干部管理法”和“干部监督法”彻底治理吏治腐败。
 
                                                                                                                        院机关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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