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进一步深化学习，安徽省社科院组织本院专家撰写系列体会文章，今天推出第十一篇—— 

作者简介：郝红暖，历史学博士，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和安徽地方史研究，曾出版专著两部，校点古籍一部，在《光明日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南民族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中州学刊》《江汉论坛》《中国农史》《安徽史学》等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和参与省部级及以上项目多项。

“通古今之变”史学传统与构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郝红暖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要求我们“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构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要植根中华文明沃土、传承学术传统。“通古今之变”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治学理念与研究方法，以梳理历史沿革、探寻发展规律、践行经世资政为内核。从先秦史官的历史书写，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追求，再到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学术革新，直至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发展，这一传统贯穿中国史学自主探索的全过程。系统梳理其历史脉络、传承形态与现代价值，推动传统史学精神的当代转化，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路径。

一、传统时期“通古今之变”史学传统的传承与演变

“通古今之变”的史学传统，在古代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形态。先秦史官著述奠定了该传统的思想根基：《尚书》留存上古帝王理政史实，是早期政治史书写的典范；《春秋》以编年体例记载史事，依托微言大义寄托是非评判与政治理想；《左传》补叙史实、阐释义理，被誉为“千古史法之宗”，以“君子曰”的评点范式推动史学从单纯记事转向理性思辨，确立了后世史学叙事的基本准则。钱大昕所言“《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说明先秦典籍作为史学源头的地位，标志着贯通古今治史意识初步形成。

秦汉时期，“通古今之变”上升为核心史学纲领，确立了中国史学的基本范式。司马迁《史记》秉持“终始古今，深观时变”的治史理念，以“寓论断于叙事”的笔法，深挖历代兴衰异变的深层逻辑，奠定了纪传体通史作为中国通史编纂核心范式的地位。班固《汉书》首创断代史体例，“十志”“古今人表”等篇目仍保留“总备古今之略要”通史余韵，形成“断代为史、贯通古今”的全新书写模式。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等断代编年体史书，以总结朝代治乱兴衰规律、“通古今而笃名教”为核心主张，实现了体例创新与传统传承的统一。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史学蓬勃发展，通变传统持续拓展，在制度史研究与史学理论层面实现突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司马彪《续汉书》八志等，丰富了通变思想在制度史领域的实践内涵。刘知幾《史通》是我国首部史学理论专著，提出史家“才、学、识”三长标准，主张史书编纂需“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完成通变思想的初步理论总结。杜佑《通典》首创典章制度通史体例，秉持“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的原则以服务于政事，让通变史学实践更具现实指向。

宋元明时期，“会通”成为通变思想的核心，史学在体例创新、义理阐释与制度考辨中持续发展。司马光《资治通鉴》甄选关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的核心史实，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宗旨，将通变思想与资政治世紧密结合。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融入儒家义理，赋予通变史学鲜明的价值导向。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首创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件为线索贯通古今演变，强化了史学鉴往知来的功能。王夫之《读通鉴论》提出“理势合一”历史观，主张“通古今而计之”，将通变思想提升至全新理论高度。郑樵《通志》提出“会通”理念，将通变要求拓展至整合历史文化脉络；马端临《文献通考》聚焦制度变通，以“融会错综”的考证方法探寻历史运行规律，进一步完善了通变史学的学术体系。

清代考据学兴盛，推动通变传统实现学术革新，孕育出近代史学转型的萌芽。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名著，将考据方法与通变思想相结合，以实证视角梳理历史变迁。章学诚《文史通义》提出“六经皆史”，拓展了史学研究范畴，重申史学的经世宗旨，将“通古今之变”确立为传统史学的核心准则。这些学者兼具实证精神与历史批判意识，为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筑牢了学术根基。

二、近代以来“通古今之变”的创造性转化与学术自主性探索

在近代中国社会变局中，“通古今之变”学术传统经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探索学术自主、救亡图存的重要学术支撑。晚清民族危机激活了通变史学的经世致用内核，救亡图存成为史学发展的核心目标。魏源《海国图志》系统梳理世界史地风貌，秉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宗旨，主张史书体例与史学认知因时变革，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地域局限。康有为将传统的历史变易观发展为新“三世说”，为维新变法奠定理论基础，打破“泥古”陋习，为近代史学革新埋下伏笔。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将传统史学探寻治乱兴衰的通变理念，拓展为对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探求，通变思想初步实现近代转型。

民国时期，中国学界在中西学术碰撞交融中探索本土史学自主性。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新史料的发掘，使得以科学方法传承通变精神成为主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融合中西史学理念，力求在求真基础上赋予旧史事以“新意义及新价值”。胡适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王国维开创“二重证据法”，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为近代史学学科化规范化奠定基础。

同时，学界始终坚守民族文化主体性，赋予通变传统全新的时代内涵。柳诒徵《中国文化史》梳理中国文化起源与发展历程，通过中西文化对比确立中国文化的独立品格。钱穆《国史大纲》立足中国历史脉络书写通史，饱含对民族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吕思勉《中国通史》融叙事、考证、议论于一体，构建起兼具民族性与科学性的通史书写体系。

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与通古今的传统史学精神高度契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步形成。李大钊《史学要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史学本质，为传统通变思想注入科学内涵。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唯物史观梳理中国社会形态演变规律，解答中国历史发展核心问题，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式奠基。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等史家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展中国通史研究，为中国构建自主史学体系奠定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通古今之变”传统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深度发展，凸显鲜明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史学界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为核心，大力推进通史编纂与史学理论建设。持续数十年的“古史分期”大讨论，是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规律的典型实践；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融汇多学科成果以贯通古今，彰显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观；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理论，以社会学方法贯通历史与现实，实现通变思维的跨学科延伸。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蓬勃，通变传统焕发新活力。史学研究既坚守贯通古今、经世致用的核心内核，又吸纳多学科研究方法，不断拓展研究边界。学界围绕国家治理、制度演进、文化传承等重大议题，产出大量贯通古今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同时自觉立足中国历史脉络，依托传统史学智慧回应时代课题，推进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建设。

三、“通古今之变”对构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的启示

其一，传承贯通整体的学术思维，打破研究壁垒。“通古今之变”的核心要义在于统筹古今脉络、把握整体规律。当代学术建设应摒弃碎片化、割裂化的研究范式，树立大历史观，打破学科界限与时间断限，推进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以贯通古今的宏观视野统筹学科布局，实现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有机衔接。

其二，坚守经世致用的学术初心，强化现实关怀。传统史学始终立足现实、服务家国。新时代学术研究需摒弃脱离实践的空泛思辨，确立立足中国、服务时代的价值取向，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聚焦民族复兴、国家发展、民生建设等重大现实议题，构建能够解释中国历史、回应中国问题、服务中国发展的学术体系。

其三，筑牢独立自主的学术立场，掌握话语主动权。“通古今之变”的千年传承，本质是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延续。当代学术建设需深耕中华优秀学术传统，立足中国历史实践提炼原创性、标识性学术概念；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时代转化，摆脱西方学术范式桎梏，以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与中国理念，彰显中国学术的特色与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