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进一步深化学习，安徽省社科院组织本院专家撰写系列体会文章，今天推出第十四篇—— 

作者简介：戚嵩，法学博士，现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主持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3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视阈中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研究”（AHSKY2017D3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研究”（AHSKY2022D001）、“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研究”（AHSKYY2025D51）；省“部门出题 智库解题”课题“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研究”；市厅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学术专著《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研究》，参与编著10余部。在《学术论坛》《安徽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北大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10余篇。

“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    戚 嵩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具体任务。这一系列战略部署的持续推进，充分彰显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两个结合”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引。“第一个结合”解决“知识从哪里生长”的问题，“第二个结合”解决“知识以什么为根脉”的问题。二者统一于知识的自主生成，推动知识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型。各学科建构路径虽有不同，但均遵循以实践为根基、以文化为根脉的共通逻辑。

一、实践路径

从“第一个结合”视域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面临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这决定了实践路径的优先地位。

（一）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真正的理论创新，既不是对西方理论的套用，也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而是从回应现实问题出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生成新的理论知识。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实践的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被任何现成的西方理论充分解释。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偏离了中国实践，陷入从西方理论到西方理论的循环。坚持问题导向，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路径。将中国实践中的真问题转化为理论知识，需要经历识别、提炼、研究问题等环节。

（二）概念化

从问题到理论，需要经历概念化这一中介。所谓概念化，就是从具体经验材料中提炼具有分析力的理论范畴。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多个领域进行了概念化的积极尝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简单移植，而是从中国政治运行实践中提炼的原创性范畴。它超越了“选举民主”的单一维度，涵盖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的全链条，为理解中国政治提供了新的概念框架，标志着中国政治学研究从“以西释中”转向“以中释中”的方法论自觉。

经济学的“有为政府”概念同样具有代表性。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充当“守夜人”。中国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促进的。“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形成分析范畴，揭示了后发国家实现赶超发展的独特路径，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的政府－市场二分法。

（三）体系化

单个概念不等于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三者相互促进、内在统一，共同构成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形态。

学科体系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组织形式。建构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一是对现有学科进行本土化改造；二是创设新的学科方向或交叉学科领域。学术体系是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的集合体，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层次。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的语言表达和传播形式，要求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中国原创概念是否具有普遍解释力？关键在于实现概念的“可通约性”——既保持中国经验的独特内涵，又能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术话语有效对话。这无疑是当前中国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

二、文化路径

从“第二个结合”视域看，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还需处理知识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路径”内在于实践，并非独立路径。

（一）“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意涵

“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在“第二个结合”正式提出之前，传统文化主要扮演“研究对象”的角色，很少作为建构新理论的思想资源。这造成了一个尴尬局面：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学者很少系统研读中华经典，深耕传统学术的学者往往脱离中国现实。“第二个结合”打破了这一局面，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传统文化从“对象”转变为“资源”，彰显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主体性——不是“无根的现代化”，而是有根的理论建构。

（二）创造性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农耕文明，其概念范畴、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与现代社会存在结构性差异。如果直接将传统概念套用到现代问题上，就会陷入“复古主义”陷阱。创造性转化包含三重机制。

第一，语义更新。许多传统概念需要根据现代语境重新界定。以“天下”为例，哲学家赵汀阳提出“天下体系”理论，将其重构为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包容性秩序理念。第二，范畴提炼。“民本”思想的核心从“为民做主”凝练为“以人民为中心”，成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分析范畴。第三，思维激活。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性、关联性和过程性，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形成互补。

（三）创新性发展

如果说创造性转化侧重于现代重构，那么创新性发展则侧重于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生成新的理论形态。两者共同遵循“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创新性发展的典型案例。它从“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传统理念中汲取智慧，回应了全球治理的时代之问，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生成新的理论形态，而非对传统概念的简单转化。

创新性发展有其边界。有些传统观念无法与现代社会兼容，有些传统价值与现代文明存在张力。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鉴别和筛选——既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也反对文化复古主义。

三、内在统一：两条路径的相互渗透与范式转型

实践路径和文化路径并非截然分离，二者相互渗透、内在统一，共同指向知识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型。

（一）两条路径的内在关联

实践中蕴含文化。实践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特定文化传统中展开的。文化构成实践的认知框架、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一切文化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而实践本身也总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中展开的。因此，实践路径内在地包含着文化维度。

文化中蕴含实践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代中国人应对实践问题的智慧结晶。当说“从传统文化中萃取思想资源”时，这些资源本身就蕴含着实践智慧。“创造性转化”的动力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因此，文化路径内在地包含着实践维度。

（二）马克思主义的整合功能

实践路径与文化路径之所以能够内在统一，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坐标系”——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

马克思主义的整合功能体现在：立场指引——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方法供给——辩证唯物主义帮助建立实践经验与传统资源的辩证关联；基准鉴别——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化筛选，对传统资源进行鉴别。

（三）从“输入型”到“内生型”的范式转型

实践路径与文化路径的统一，推动从缺乏主体性的“输入型”知识生产，转向具有主体性的“内生型”知识生产。其实质是从“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转向“以中国实践生产理论”。

所谓“输入型”知识生产，是以西方理论为参照系，将中国经验作为西方理论的“案例”或“验证材料”。其根本问题是“参照系错置”——西方经验被当成了“普遍标准”，中国经验被当成了“特殊案例”。

所谓“内生型”知识生产，是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范畴。理论框架不是从外部“输入”的，而是从内部“生长”出来的；中国实践不是西方理论的“案例”，而是理论创新的“母体”；中国概念不是西方概念的“翻译”，而是具有独立分析力的理论范畴。

从“输入型”到“内生型”的转型体现在：出发点的转型——从“西方理论、中国案例”转向“中国实践、中国问题”；动力机制的转型——从“概念推演”转向“问题导向、现实关怀”；评价标准的转型——从“在国际期刊发表”转向“解决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理论”；最终成果的转型——从“验证西方理论”转向“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四个层面的转型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一场从知识生产范式层面完成的深刻革命。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长期事业。关键概念有待进一步提炼，原创理论有待进一步建构，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具体路径有待深入探索，国际学术话语权有待持续增强。这需要几代学人的接续努力，在回应时代之问中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